第一次打击
六十年代是襄阳公园围棋活动的“鼎盛”时期。每天到茶室弈棋的爱好者超过二百人次，茶室内二十盘棋全告客满后，许多人只得到外面凉棚及院内石凳去另辟战场。来园观棋者的人数大大超过弈棋者。一些远在虹口、杨浦区的棋友都赶到这里来，外地慕名而来者亦复不少。襄阳公园真正成了围棋爱好者之家。
由于棋盘、棋子是存放在茶室的，借还频繁，自然给茶室管理方面带来一些麻烦，但茶室负责人支持这项活动，一直给予友好的合作。到一九六四年，茶室负责人换了，新上任者显然对围棋并无感情。他以“整顿”为名，不准将棋盘、棋子再存放在橱柜里，并限令棋友搬走。负责经营器具的棋友在再三交涉之后，只得采取非常措施，将三十多块棋盘和二十多副棋子以极低的价格卖给棋友。一块棋盘只售一元，棋子也比市价便宜很多。这样也就很快地处理完了。卖得的钱款悉数分摊给入会的棋友。
公园当局这一不友好的做法，对围棋爱好者是个打击。从此，到公园来对弈者必须自带棋子，带棋子还不难，棋盘却成了问题。木板棋盘携带不便，因而只能带纸的、塑布的棋盘。这时，“孟夫子”首先带来了自制的折叠式棋盘，这是仿照荣宝斋的折叠式棋盘做的，由大小十二块纸板拼制成，折叠起来像本书那么大。荣宝斋的棋盘装在一个线装书的封套内，古色古香，但当时已难以买到。我对这种折叠式棋盘产生了很大兴趣，立刻回去动手仿制。由于缺乏具体指导，制出的棋盘难以达到平整美观的要求，后来接连制作了十只棋盘后，才尽得制作的窍门，做出了较理想的棋盘。
虽然有此一变，棋室并未禁止弈棋。尽管弈棋者要自带棋子，不象过去那么方便，但有棋癖者是不会被此难倒的，所以公园的围棋活动依然兴旺。过了数月，公园方面置备了十几副棋盘棋子，对外出借，收取租费。不耐烦带棋的棋友便每天租棋子对弈。当然不免有人窃窃私议，公园当局不许存放棋子，是不是为了这生财有道的一招？
“文革”带来的劫难
一九六六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引发了一场持续十年的大动乱、大灾难。中国的文化、艺术、科学、教育事业遭到严重存残。在“灭资兴无”口号下，围棋被作为“封资修”的东西也在劫难逃。体育运动中的围棋项目被取消，国家及省市围棋队被解散，各地棋社、棋室被关闭。襄阳公园的棋室也在一片“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喧嚣声中关了门。不久，原来的棋室改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室”，室内摆了些杂志、报纸在桌上，供人阅览，但不再供应茶水。这间大屋子从前门庭若市，现在则变得门可罗雀了。原来的老茶客只能坐在园内石凳、木
椅上，互相交换有关“文革”的小道消息。
在“文革”前，棋友们尽管互相认识，经常见面，但除了弈棋、谈棋外，一般是不谈论自己的身世经历的，彼此也不随便谈问对方的家庭、工作等情况，只知某人是教师、工人、工程师、医师、学生、音乐家便是了。“文革”开始后，大家见面后，便谈起家常了，并且互相交换那些不露面棋友的信息。某人被揪斗了，某人被扫地出门了等等。这时，彼此都能坦诚相见，吐露心曲，互相关心，感情上比过去接近多了。“文革”天天大喊大叫“阶级斗争”、“划清界限”、“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在人民中造成一种彼此疏远、隔阂、冷漠的气氛。而在围棋爱好者的相互交往中，却产生更亲近、更具人情味的气氛，这真是很奇妙的对照！
“文革”给亿万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围棋界也发生了许多令人痛心的事情，留下了沉重的回忆。著名老国手刘棣怀被“监督劳动”，他在扫地时不幸把一张印着领袖像的报纸扫掉，因而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批斗，还挨了打。后来老人的中风，不能不说与这些无端折磨有关。
顾水如每天被“革命小将”从家里押送到单位，一路上还要在电车上作为“反面教员”，历数其“反动历史罪行”。而这些小将原是他亲手培养的学生，这位一生高傲的老人只能把满腔悲愤深埋在心中。杨寿生被抄了家，他收藏的棋盒、棋子、棋扇俱被抄去，其中最珍贵的那副棋子，至今下落不明。据说，他的家在北京揪斗陈老总时，又被街道造反队抄了一次，这次可惨了，将杨的全部家具和四十多箱衣物，悉数抄去，仅留给他一间屋子，里面只有一床一桌一副小围棋。这位长寿老人七十岁时还生过一个女儿，九十岁时牙齿完好无损，本来是能活得更久的，但由于“文革”的折磨，只活了九十四岁。
董文渊解放后曾因故被收容劳动教养过五年多，在“文革”中日子绝不会好过，隔了好久，才再来沪。当他在襄阳公园露面时，显出一副穷极潦倒的样子，完全失去了昔日的神采。过去人人争着要与他弈棋，每局给酬数元至十几元。现在他到处求人于之对弈，而且自贬身价，哪怕几角钱下一盘也行，但仍少问津者。
赵氏兄弟的处境也不妙。在福建的弟弟赵之云，一位著名棋手，被赶去山区去“插队落户”当农民。在上海的哥哥赵之华，一位著名教练，被派到上海跳水池当看门的。
一九六六年，有一位福建棋手，常到襄阳公园来下棋，大家都唤他“小福建”，是个在研究所工作的文静谦逊的青年。后来回到福建被逼疯了。复刊后的《围棋》编辑部有时还收到他的来信。他在信中自称是围棋、象棋的“当待棋圣”，吴清源和胡荣华都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云云。
“孟夫子”在“文革”二年后，由于受亲戚牵连而被抄家，他讲了几句气愤话，就被来抄家的红卫兵打了一顿，老人不堪凌辱，愤然跳楼自杀身亡．．．．
经过“文革”的折磨，许多棋友早逝了，如“周文王”、“鬼头刀”、顾水如、杨武之、黄船长．．．．一些青年棋手也都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有些人见面时简直不敢相认。惟一尚能带给人们一点温暖和乐趣的，那就是围棋。下围棋使人们暂时忘却心中的创痛和烦恼。于是襄阳公园的围棋活动又渐渐活跃起来。
争夺“阵地”
公园茶室被关闭后，棋友们仍在园中下棋。不久，处于公园西侧的一条长廊成了棋友们聚会、弈棋的场所。
这条长廊是仿古代乡舍样式建造的，风格上与茶室是相一致的。茅草式顶盖，松木支柱，栏杆和部分支架用的是带树皮的松枝。长廊成凹形，南北约三十米长，长廊内两侧是连续不断的长木条凳，可供弈棋。不过弈时只能侧身而坐，而且纸和塑料的棋盘都不顶用，只有用折叠式棋盘才最合适、方便。但要制作这样的棋盘也不那么容易。我当时义务帮棋友们（相似的和不相识的都有）制作折叠式棋盘，十年间，共制作了七百多只围棋盘。我仿照荣宝斋的试样，加以改进，为了延长棋盘使用寿命，面上还涂上清漆。有些棋盘六往外地，黑龙江、海南岛、山东、新疆都有踪迹，棋友们戏称：“北京有荣宝斋，上海有‘朱宝斋’”。
“文革”初期，我制作的折叠式棋盘呈长方形，棋盘两端写上毛主席有关围棋的语录，均摘自《毛选》，表明毛主席历来赞成下围棋，围棋对发展军事战略思想有益，用以抵挡红卫兵的侵扰。
棋友们在西侧长廊“安营扎寨”后，远在闸北、虹口、杨浦、闽行的棋友多纷纷赶来。每天在长廊中有二十多盘棋，园内石凳上也有十几盘棋，星期天更多，围棋的兴旺景象远胜过“文革”前。而且弈棋者中出现很多新面孔，一大批青少年被吸引过来。种种迹象表明，在这一时期，下围棋的人有了成倍的增长。
这时，掌管襄阳公园的园林造反派，对到公园来弈棋的人愈来愈多的情况，极为恼火。他们曾请红卫兵来驱赶这些“非法活动者”。棋友们以毛主席有关围棋的“最高指示”为武器，与他们辩论，据理力争，使红卫兵感到无趣。公园造反派见哄不走弈棋者，便在院内装上拉线扩音喇叭，让几个退休工人来广播反对下棋的“革命大批判”文章，高音喇叭在播放一首语录歌或毛主席颂歌后，便朗读一遍文章。整天这样无休止地重播，与此同时，还在公园大门口放置一块大黑板，上面醒目地写着反对在公园下棋的大字报。
在这些批判文章中，首先说公园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前哨，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但有一小撮人不去参加革命斗争而是在公园里下棋，散布封资修毒素。说这是目前公园里出现的阶级斗争新动向。文章还说，有些人先是观看下棋，然后也坐下来下棋，接着发展到去赌博，这是必然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文章最后要求“革命群众”都来抵制这一非法活动。
对于这些荒谬的奇谈怪论，棋友们采取充耳不闻、置之不理的态度。公园造反派要建立他们的所谓“阵地”。而围棋爱好者不管高音喇叭叫得多么响，也巍然不动地坚守自己的弈棋阵地。
当时，棋友们还自发组织小规模的友谊比赛，其中部分比赛棋是在棋友家中下的，多数是在公园长廊中下的。当时围棋高手赵之华、朱福源、孙步田等都参加过比赛。外地棋手趁“大串联”机会也纷纷来公园弈棋。少年时的聂卫平只身来沪寻友弈棋，找到了赵之华，赵之华把聂卫平带到襄阳公园，两人在长廊里下了一局棋（聂卫平执黑），结果巧成和局。将来为聂卫平九段写传的人是不应该忘记这一插曲的。
釜底抽薪
公园掌权的造反派反对围棋活动，而围棋爱好者则坚持他们的弈棋权利，双方相持了数年。造反派们一直为奈何不得这些“非法分子”而深感恼恨。然而，终于一个机会来临了，上面给公园一笔款子进行修整。他们便决定借机来个釜底抽薪。
一天早晨，当棋友们来到公园时，发现公园西侧的长廊突然消失不见了，一夜间全部被突击拆除，人们只能瞧见一条光秃秃的水泥走道，其他可说是片瓦不留了。接着，在茶室东侧，紧靠公园办公室的地方修建起一条休息廊。在这走廊的两侧，特意挂起“禁止在此下棋”的牌子，并让一些退休工人在此当纠察，阻止围棋爱好者“入侵”。这一招真绝！
长廊被拆除了，下棋的阵地被连根铲除了，这给围棋爱好者一个严重打击。棋友们怅然若失，都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从此，人们只能在公园的石凳和大树下的木条椅子上弈棋。公园里游客很多，凳子大家要坐，棋友们还得寻觅空隙，抢占个勉强可下棋的凳子，还要听公园里高音喇叭发出的“警惕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声音，这毕竟是不舒服的。
由于公园里能容纳下棋的空间实在太少，许多围棋好手都不再去公园了。而没有围棋好手，使公园里的围棋活动失去了向心力和凝聚力，去下棋的人急剧减少，到后来，只剩下少数老棋友还在那儿坚持着。襄阳公园的围棋活动进入了从未有过的低潮期．．．．
看今日的襄阳公园
由于工作繁忙、健康不佳等原因，我已多年未去襄阳公园了。最近，我到公园去了两次，希望了解一下公园里的围棋活动情况。
襄阳公园的面貌并无多大改变。公园茶室正面仍保持旧观，其室内北墙向外拓宽，直抵外墙。茶室里建了个较大的小卖部，但仍较过去宽敞。茶室内的陈设与过去迥然不同，长方桌已改成圆桌，板凳换成了折椅。茶室内虽然无明文规定不准下棋，但不欢迎在里面下棋却是事实。茶室外面的凉棚茶座已经撤除。在南面的空地上建造了二十只石桌，四周俱有石凳。茶室里游客不多，而石凳却全告客满。我早已知道，石桌及茶室东侧的走廊里有人弈棋，那个星期天，我看到七局下象棋的，而下围棋的仅只三局。
在我刚想离去时，碰见了一位结识二八年的老棋友，他经常来公园走走，有时还在石桌上弈围棋。据他介绍，公园里每天仍有人来下围棋，但不多。天气晴好的星期天或假日，下围棋最多有六七局，围观的棋迷不少，但围棋高手都不来了。在“老襄阳”的眼里，今日的襄阳公园围棋活动仍处于“谷底”，显得太萧索太落寞了。
我和这位老棋友怀着凭吊“古战场”的心情，来到公园西侧的水泥走道上，那儿原是一座长廊，是围棋爱好者的“中心阵地”，站在这儿，回想当年，真不胜感慨系之。
上海某报的一位记者在公园瞧见棋迷在石桌上下围棋的情景，发表了一篇描述襄阳公园围棋角的特写。他觉得公园里有这么些棋迷，已很热闹了。但是他知道二十多年前公园的情景吗？那时候，公园里的围棋多达三四十盘棋，每盘棋的四周都围聚着许多观棋者。围棋名手们也常到公园来，他们即使不下棋，坐着谈谈围棋的新闻时，也会有许多棋迷围上来，怀着敬仰的心情倾听着．．．．那时候，襄阳公园的围棋活动是多么兴旺啊！这不是什么“围棋角”而是“围棋园”。这是公园的骄傲！这个不起眼的小公园所以能闻名遐迩，就是因为它有围棋这一传统的特色。
这几年，全国掀起了围棋热，上海的围棋爱好者大幅度增加，而弈棋的场所却比“文革”前减少。著名的黄陂北路三零四棋室因房屋被移作他用而无望再开放。新成棋室（现静安区体育俱乐部棋室）、精武棋室的开放面积缩减，开放时间缩短。其他像市工人文化宫、各区工人俱乐部、文化馆的棋室仍和“文革”前一样，都只有几副围棋聊作点缀。这一切与广大围棋爱好者的需求太脱节了。
棋迷们呼吁能有更多的供群众弈棋的场所。人们都希望襄阳公园能恢复其传统特色，支持围棋事业，使公园再度成为名不虚传的“围棋之园”。
（全文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