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的渊源 曾国藩是中国旧式教育的特产人物和近代最后一位大理学家。有人认为曾氏的成功主要依赖于他勤奋而获得的学问。毛泽东在1917年致黎锦熙信中把曾推崇为有“大本大渊”之人,并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曾国藩家教思想自成体系,颇有特色,集中反映在他的家书、家训、日记当中,考之于这些载籍,曾国藩的家教思想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 (一)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影响 曾国藩自幼“受学于庭,诵读颖悟”, 9岁时读完五经, 15岁时受读《周礼》《仪礼》成诵,兼及《史记》《文选》等书籍。后又先后求学于湘乡涟滨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进一步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以及湖南学风的熏陶。这一时期对其思想的形成、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曾国藩在京为官时,开始读《朱子全书》,走上了治理学的道路。但在治学上,他并非独崇朱熹之学,而是由朱熹上溯到周敦颐和张载。曾国藩注重理学,但他不像一般的理学家那样,脱离实际事务。他一方面讲求修身,把人生的追求指向内在的完善与超越;另一方面,又注重现实问题的考察与研究,“求经世之学”。曾国藩家教的目的是为了培养能够“奉君事亲”的忠臣孝子,使子弟成为符合传统价值观的有用人才,所以非常注重从传统思想中汲取营养进行教育。贯穿于他的家教思想的一条主线就是信奉并传扬孔孟的仁、义、礼、智、信,尤其是忠、仁、孝的思想。他将“文周孔孟”列为他所崇拜的32 人之首。在给长子的信中,他说:“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 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他在给其父母的信中多次谈及他的孩子学读儒书的情形,道光二十四年, 5岁的长子曾纪泽已读完《三字经》;道光二十八年, 9岁的长子读完《尔雅》《论语》,过后又开始读《孟子》; 7岁的长女曾纪静已将《论语》读毕。在曾氏家书中,虽然没有长篇大段的儒言引用,但孔孟的忠君思想、仁义思想、孝悌思想、中庸思想始终体现在其家教思想中。 (二)湖湘民情民风的影响 湖南因其悠久的历史,特殊的人文背景,形成其独具特色的湖湘文化并由此而产生出湖南人所特有的民情民风,诸如“人多纯朴”,“俗多慷慨尚节而耻不义”,“好勇尚俭”,“尚气而贵信。喜直而恶欺,节俭而不奢,朴厚而不佻”,“俗愿朴而劲”等等。其中,最突出的是他们的实在、倔强。实在即所谓纯朴、务实,讲求实实在在地读书、种地、做事、做人;所谓倔强,即湖南人性格多刚劲、剽悍决烈、勇于赴义。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中,这两方面的影响尤为突出。他不断教诲家人要务实,为人须实实在在。无论是他反复强调的治家八字也好,还是教诲子弟的八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无不落到实处,很少有虚空之说。 曾国藩对于做人的倔强谈得较多一些。为了证明励志、自立须有倔强之气的道理,他搬出其祖所说的“懦弱无刚”为人之大耻和“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对于倔强,照曾国藩的阐释有几层意思:其一是要“有恒”。他说:“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而“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他以练书法为例生动地说明持之以恒的意义,指出学习书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手愈拙,字愈丑,意兴愈低”的“困”境,如果能做到“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最后,他总结到“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其次是要有“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韧性。遇着困难、挫折、失败时,要用“硬”字诀,即硬着头皮,“竖起骨头,竭力撑持”,“处之泰然,行若无事”。在农民运动波涛的冲刷下、在官场的急流险滩中,他和曾氏家族能屡踣屡起,尚能维持,就与他有这种精神不无关系。 (三)湖湘农家(地域)文化的影响 湖南地处中南地区,属该地区经济发展滞后之省。鸦片战争后,商品经济的发展速度又远不及沿海发达省份。因此,小农自然经济仍居统治地位。又由于湘东、湘南地区地处亚热带,多低山、丘陵,近河湖。特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当地以农为主,兼营果木、养蚕、种茶、喂猪、养鱼等副业的农家经营模式。 曾氏家族清初始由衡阳迁往湘乡,其初并不富裕。直到高祖曾应祯这一代,才以贫家而积聚数千金产业,而到其祖曾玉屏一代,也只是一个有地百余亩的中小地主。在这个家庭里,其祖父终生是未明而起,操劳不息。为平整土地,他带领长工凿石决壤,日夜苦干,亲自督率长工耕田种菜,养鱼喂猪,彼此杂职,无稍空闲。他的祖母和母亲一直不脱离辅助性劳动。曾国藩和他的弟弟早年也曾放牛、砍柴、拖碑车等。显而易见,他们的生活、劳作模式与湖湘地区大多数农家相去无几。而通过这种生活、劳动方式的耳濡目染,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意识深深地影响了曾国藩。所以曾国藩在其一生中不断向其子孙灌输这种意识并在实践中将这种意识转化为本色教育。例如,曾国藩总结其祖的持家经验并毕生津津乐道的“八字”治家之本中,所谓“早”, 即早起;“扫”, 扫地, 泛指做家务; “蔬”,种菜;“鱼”,养鱼;“猪”,喂猪,都是农家生活的基木内容。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好逸恶劳、追求享受之于剥削为生的地主阶级和勤苦俭约之于被剥削的农民阶级,都是这两个阶级固有的本性。但历史也告诉我们,地主阶级中不无向农民学习其勤俭精神的有识有为之士,而农民之中也不乏沾染地主老爷好逸恶劳、好吃懒做习性者。地主阶级中的个别人物一旦学习农民的勤俭精神,就会像曾国藩所说的那样“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 ,其人势必获得“一种生气”,其家族将“有一种旺气”。农民阶级的勤俭精神会给地主阶级某些成员及家族注入些许活力,这正是我们从曾氏家族的历史所看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