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自成体系,颇具特色。从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的内容和渊源来剖析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对现代家庭教育具有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启示
作者简介:
    相超(1979 - ) ,女,山东烟台人,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2006级研究生;
    陈九如(1963 - ) ,男,安徽桐城人,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引人瞩目的人物。他在清朝统治摇摇欲坠之时,力挽狂澜,有“中兴第一名臣”的美称。作为一个家庭成员,他更为楷模。他一生宦海畅游,显赫终生,却丝毫没有影响他作为一个地主官僚家庭成员的责任。他一生虽忙于从军、从政,但对于家庭教育却一刻也未放松。对曾国藩的评价,特别是政治上的评价,历来有褒有贬,有扬有抑,而对其家庭教育却一致给予了很
高的赞誉。如著名学者钱穆先生在《中国学术通义》中就这样说:“若论近人论学,能有亲切指点者,在前清有湘乡曾氏。近人多只曰曾氏仅是一文学家,而实曾氏于教人作学问方面,主张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方面兼顾,道路尽开阔,又能作人治学并重———经师人师,不偏倚在一边。在其家书家训中,有不少方法指点,虽若卑之无高论,却极亲切。”钱穆先生对曾国藩在家庭教育上的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一、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的内容及特色
    作为理学鸿儒、晚清重臣,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既贯穿了传统的儒家教育理念, 又事事处处具体、务实,具有实践性。既表现封建士大夫的政治、道德追求,又有中国农民的那种为了自给自足生活的经济考虑,每一种提倡都不忽视其实用性。
(一) 注重品德培养
    中华民族被称为礼仪之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历来重视道德修养。这种重视不仅反映在普遍的社会规范中,即使在一家之内,也是把它看得十分重要的,曾国藩即是如此。
    首先,他注重“孝友”、“耕读”。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儒家“齐家”的基本原则。曾国藩认为“孝友”是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的基础,是“家庭之祥瑞”的体现。曾国藩对“孝友”之家极为赞赏,反复告诫子弟:“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尔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绵延十代八代。”“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可见,在曾国藩的理想家庭模式中,孝友之家为最,耕读之家次之,二者相结合,家世则可能永不衰败。曾国藩教育子弟应当“耕读”并列,认为它们是“世家长久”的保证,并视此为懿美家风。
    其次,他将品德培养植根于勤,戒奢以俭。曾国藩认为:“家国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他常在家书中不厌其烦地告诫子弟要“勤俭自持,习劳习苦”;他规定家中的妇女要纺纱绩麻。他的布袍鞋袜,多系夫人、儿媳妇所做。他终身自奉寒素,穿的衣服十分俭朴,过着清淡的生活,这方面堪称当时官场的楷模。他的观点做法,虽不免带有封建意识,但仍有现实意义。
(二)注重能力培养
    在我国封建社会,男子须讲求耕读二事;妇女须讲求织纺、酒食二事,这是当时社会的传统习惯。曾国藩作为一个士大夫很好地遵行了这一传统习惯。他的家教首先是教育子弟具备正确的读书做人之道,即教育子弟“必先读书明理”,成为学有专长、品德高尚的“贤子弟”。他曾经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他不愿子孙为大官,也并非伪托之词,而
实有更深层次的考虑。世家子弟往往“由骄而奢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而成为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高衙内式的败家子。只有教育子弟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才能成为高素质、有才干的人。进可以入科场,做大官,干大事;退可以安身立命,勤于耕读,成为自食其力的人。其次是注重对家中女子的教育,曾国藩要求诸女学洗衣,学煮饭烧菜。“新妇初来,宜教之入厨作羹,勤于纺绩”。他让女
儿和儿媳每年给他做一双鞋,以考查她们的女工。第三,他主张不把财产留给子孙,对封建社会的官僚、地主为子孙后代筹建安乐窝的举措极为鄙视,认为“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所以他“不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书籍字画,在乎能自树子孙多读书,无骄矜习气。”曾国藩的这种重视子弟能力、素质的教育,要求子弟先读书明理、务实事,不搞特殊化的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是不多见的,尤其是在高层统治集团中更是少见。
(三)注重本色教育
    曾国藩出身士庶,家中以农为本。后来家产不断积累成为乡湘的一户土财主,但从其曾祖至其子孙,从未脱离农业劳动。曾国藩在家书中念念不忘这个本,处处对子弟进行本色教育。古语云:“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史学家评论清王朝的覆灭,认为八旗子弟奢靡腐化是主要原因之一,此论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可谓当时大多数官宦子弟的真实写照。像曾
国藩这样的人家,其子弟当然不必以劳动为生,可是曾国藩却很重视对子弟的劳动教育,他说:“子侄读书之外,教子以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有损架子而不为也。”要求子弟都熟悉治家本事,他归纳出治家八事为“早扫考宝,书蔬鱼猪”。早(早起) ,扫(打扫房屋院落) ,考(诚修祭祀祖先) ,宝(善待亲族邻里) ,书(刻苦读书) ,蔬(自己种菜) ,鱼(自己养鱼) ,猪(自己养猪) 。他还告诫家人说:“诸男在家勤洒扫,出门莫坐轿;诸女学洗衣,学煮饭烧菜。少劳而克逸犹可,少甘而克苦难矣。”他一生都以心力劳苦自任,从不放纵逸豫。甚至在遗嘱中以“习劳则神钦”一则教导子弟要不忘“劳”字。他说:“《无逸》一篇,推之于勤则寿考,逸则夭亡,历历不爽。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 磨炼筋骨, 困知勉行, 操心危虑”,教育子弟不忘农家本色,守本勿移。他说:“居官只不过是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告诫家人“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如果能从耕读上做出成绩,即使“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他的这种忧虑,表现了一个大理学家对传统文化的某种彻悟和无可奈何,但也确实透露了他较为高明的教子思想。